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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夫片没落,我们需要哀叹吗?

观察者网独家视频 2022-06-24 08:23:54 娱乐 2 ℃

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


影视文化学博士



功夫片,大概是近年来最不景气、“消亡迹象最明显”的电影类型。

各大档期、年度榜单、话题口碑之作里,其身影一概难觅。偶尔出两部小惊喜,仔细看去,也多半只挂着功夫招牌,重心却在喜剧、爱情、玄幻、修仙、偶像cp……总之,从其它卖点上得利。

至于网络和电视剧那边,流量还有一点,但也往往花架子有余、核心要素崩得厉害,点开评论区,触目皆是“动作场面不忍直视”、“全靠替身、闪回加慢放”、“五毛钱特效”、“打戏效果仅粉丝可见”的冷嘲热讽。

拍不好武打,因为没人打

其实,“动作片的没落”,是世界性难题。

想想看,你有多少年没在好莱坞大片里,看到《洛奇》《铁血战士》《第一滴血》《亡命天涯》这类东西了?

前些年内地倒引进过名为《敢死队》的三部曲,里边云集了来自上一个时代的硬汉猛人:施瓦辛格、史泰龙、布鲁斯威利斯、米基洛克,平均一身腱子肉、个个胸比城墙厚。

靠着情怀打底,中年以上观众群体里,对它的接受度不低。但在美国主流院线眼中,它仅有的意义,往好了说叫致敬,往难听了说:炒冷饭。

没错,这群真刀真枪肉搏、动辄跳火车跳飞机、脑袋悬在裤腰带上拍电影的老男人,等于搞了一次追念往昔荣光的告别赛——不是复出,而是宣布谢幕。

君不见,银幕上的飞天遁地早已进阶到《复仇者联盟》的段位,一切都用神仙打架的级别展开,再身手矫健的凡夫俗子,面对灭霸、万磁王、伏地魔,也注定提前歇菜。

2019年《阿丽塔:战斗天使》在中国五天票房破五亿,可片中女主,全由电脑合成。当然,她表情自然、动作流畅,除了眼睛过大,看不出和现实人类的区别。但正是这份形神兼肖,愈发让舆论惊呼:从今往后,我们是否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打星?

更进一步的:我们是否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“打戏”?

因此,要解释功夫片的衰颓,我首先想起的,总是两句著名台词:

“我们都不再适合这片江湖”,以及,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”。

中国武术名扬天下,按说,全球范围要找一座功夫片的不竭富矿,也该只此一家、别无分店。可惜情况在咱这儿也差不太多。

于荣光曾在采访中回忆:八九十年代的功夫片,里面演员全是练家子,很少用替身、也羞于用替身,大伙儿都亲自上场。

你瞧,又是“回忆”、又是“八九十年代”,一水儿的过去时。眼下之意,现在如何,不用多说。

演员断档背后,无疑是市场喜好的偏移,还有内娱造星工业的逻辑更替。

科技与特效的发达,足以把一只肥硕的熊猫都变成绝世高手,这让银幕上一切身手不凡的奇迹,蜕下昔日高不可攀的门槛光环,显得予取予求、不必珍惜。

眼看着谁都可以会功夫,于是不再那么渴求于欣赏功夫。这就是去神圣化,这就是意义的垮塌。

新一代明星们,就像大家挂在嘴边的“小鲜肉”昵称一样,无论出于爱惜羽毛的自怜、还是出于赚快钱变现的欲念,都很难再愿意投入漫长的青春和日常,去进行肢体、拳脚、刀枪剑戟的训练,更勿论冒着受伤风险在拍摄现场跳桥钻火圈,万一不留神再破个相毁个容——谁都知道,那才是他们真正吃饭的家伙。

理想很可贵,江湖则未必

上面说的,都是显性触因:银幕上,会打的人没了。

下面说的,则是隐性内因:银幕下,看打的人少了。

为啥少了,也许,有良性和恶性两个角度,它们分别导出一个悲观的和一个乐观的判断。

从恶性角度说,功夫也好,武侠也罢,都是“成人童话”,萌发于一腔赤子之心式的热血、一种质朴的锄强扶弱、一份替天行道的信仰。

你爱看这些,建立在你相信这些,至少,你尊重这些。那如果有一天,整个社会,都开始怀疑这些了呢?

侠义道之本,习武者之魂,和欲念、贪婪、虚妄、犬儒、拜金之间,永远是敌我矛盾。

如今的世界,内卷成风、庸俗市侩,理想主义退行为群嘲的对象,结果,只能让童话成了鬼话。

一诺千金、义薄云天、扶危济困,在务实功利的当代准则里,够兑现几厘KPI?在自贬自嘲为社畜与打工人的众生眼里,仁者无敌的自我加冕,又剩多少实现可能?

但从良性角度说,事情又好像没那么不堪。

几乎所有和功夫有关的故事,都发生在“前现代”,发生在“人民当家作主”之前。

那是不是说明,只有政府和管理缺位、民不聊生的情况下,众生才会呼唤一个体制外的强力者,前来惩恶扬善?

若这样想,则“我们不再需要功夫片”,是不是意味着,我们拥有了更多的安全感?

典型例子是香港——华语功夫片当初最辉煌的生产地。

以前就提过,香港电影,最大特点即为“明明是国际大都市,却处处涌动着一股江湖草莽气”。因为漫长而风雨飘摇的二十世纪里,它几乎始终置身于顶端秩序的缺失当中:有庞杂的社会肌理,却少了来自国家层面的建构与打理。

江湖作为功夫片的血统基壤,固然具有粗粝的鲜活、跃动的生机、英雄不问出处的自由,可江湖的另一面,往往就是鱼龙混杂、丛林法则、无契约无保障、胜者为王的暴力当先。

因“庙堂”的缺席而独自活跃的江湖,其背面,注定是一片巨大的、泥沙俱下的道德灰色区。

这个灰色区,对普通民众来说,还真不见得是好事。对电影来说,它倒是能提供不少传奇,但这属于“江山不幸诗家幸”。

而九七回归之后,尤其是这些年来,香港正在经历的,是一个“再秩序化”的过程。

秩序有了,江湖就褪色了,功夫片,还有愿赌服输、歃血为盟、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古老的度量衡,好像也就没那么必需了。

所以,功夫片的淡出,也许,恰恰意味着现代制度与观念开始深入人心,意味着社会趋于成熟和理性,意味着少年人不再狭义地曲解“血气方刚”、成年人不再天真地幻想“侠以武犯禁”。

人类经历那么多年的跋涉,才走到用法律和道理说话的时代,又何必急着,在刀光剑影的白日梦中,回到靠拳头说话的阶段?

往日的辉煌,其实很多变

可是,找再多让自己释怀的理由,总难免有一点惆怅。毕竟,既往的成绩,相当彪炳。

但这个彪炳,并非固态静止、顺理成章的,更不是因为老祖宗武艺卓绝就直接“躺赢”了的。

它经历过艰难和曲折的探索,多次找到新的生长点与增值空间。

功夫电影的繁荣可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,单一个《火烧红莲寺》系列,就三年拍出过十八部,用今天的说法,妥妥的大IP。

不过,一红,就有无数跟风,一跟风,就有固步自封。拍着拍着,没了武侠、只剩神怪,后来,连民国政府的审查机构,都判定其为“形状怪异、惊世骇俗”。

这种低级趣味的荒诞不经,充斥蔓延到六十年代,眼见着低谷越陷越深。

然后,香港邵氏影业出了两位导演,即大名鼎鼎的张彻和胡金铨,他俩的创作,第一次在刀光剑影里,注入了书卷气和文学意脉(你会发现,这个方向和后来的金庸特别一致),《大醉侠》《独臂刀》等神作,至今还在圈子里被津津乐道。

从此,一直作为消遣娱乐、不务正业、打打杀杀代名词的“武功”,才登上前所未有的格局和境界,作为一种文化学概念、一条精神谱系和一份世界观,被重新定义与看待。

七十年代属于李小龙,《精武门》《猛龙过江》和《龙争虎斗》,无一例外加入了某种“中华民族用比武和技击上的胜利,证明自己不是东亚病夫”的家国天下情怀,更何况,它们常常以大洋彼岸为拍摄环境、以海外华人为主角英雄,等于是“在外国人的地盘用功夫打败了外国人”,有了双重的快感。

到八十年代的内地,张鑫炎导演、李连杰主演的《少林寺》上映,斩获1.61亿元的“票房神话”(要知道那年头票价往往一毛钱一张)。少林寺作为中国武术的地标符号,让电影与历史文化的交融显得顺理成章。而李连杰既是少林俗家弟子、又是全国武术冠军的身份叠加,更推动着“真功夫”,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看点、大爆点。

后来的《黄飞鸿》系列、《方世玉》系列,都延续了这份气质。直到李连杰远走美国发展,他身边的一众绿叶,如于海、计春华等等,或是追随他脚步学武入行的一波年轻人,如吴京、赵文卓等等,依然撑起了下一个时代。

和“实感派”相对,徐克的《新龙门客栈》《蜀山剑侠》则走向了梦幻化、写意化的极致,把千古侠客梦里最浪漫的那点墨迹,渲染成舞蹈一样的华典诗篇。

这条路径的集大成者,则是李安的《卧虎藏龙》 ,儒道文化的境界营造、天人合一的东方美学,让整个西方瞠目结舌、如痴如醉,一举捧回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殊荣。

与此同时,成龙的动作片却另辟蹊径:幽默风趣、激烈但不暴力、搞笑而不低俗、看起来总是在奔逃的一方但偏偏占尽便宜(洪金宝也是这个路数),从而软化了功夫题材常见的血腥恐怖因子,又一次完成了对本土观众和海外观众的双重取悦。

大约十年前,香港影人大批北上,推出了一批新派功夫片,其中佼佼者,无过于甄子丹的《叶问》系列,它有着极其工整的类型叙述结构、极其有效的情绪唤起机制,每一部都在“从屈辱叠加到屈辱洗雪”的中国功夫自我正名路径里,屡试不爽的运行。

重述过这几十年盛衰,似乎能得出几个结论:

第一,功夫并非一个笼统词汇,它蕴藏的多重文化样态,展现了海纳百川的胸怀,时空演化的表象背后,藏有飘忽的精神共通。

第二,是江山代有人才出的局面,保证了功夫片的生命力延展,却也从各个维度穷尽了功夫在影像语言中的呈现可能。

第三,变化始终是功夫片的关键词,且每一次变化,都与精神气质层面的提振息息相关:或是人文底蕴的持续注入,或是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持续注入。

文化和价值观,是功夫片每次自救和自振的最关键要义。

那么,今天的疲软,会不会只是等待着又一次变化?我们是不是正在犯认知错误,把变化当成了消失?如果新的变化将要发生,又会如何与文化和价值观,建立联系?

化整为零后,润物细无声

第一个变化,还就发生在“文化”的内部形态上:中国语境里,总会对功夫片使用一个同位语词汇——武侠片。

其实,武侠、武术、武林,这些概念,都不太一样。

武侠是虚幻的、想象性的,武术是具象的、技术性的;武侠是一片影子,武术是一套拳法;武侠要吟诵,武术要习练;武侠是浪漫主义,武术是现实主义。

姑且认为,上面所述的李小龙、李连杰、成龙的真功夫,就是武术片,而《大醉侠》《龙门客栈》到《卧虎藏龙》那种“氛围感拉满”的,叫武侠片。

那么武林呢?武林是历史的、社群性的,武林首先是一群人,有自己的圈子、有自己的人际规则、有自己的人情世故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稻粱谋。

现在,真功夫没人会了,氛围感又不落地了。也许,该“武林片”登场了。

王家卫十年磨一剑的《一代宗师》,就已经把视角从“登萍渡水、走谷沾棉”,转入到人的生活情感处境,电影既没有刻意去写一种英雄救美、夺宝寻仇的神话(武侠),也没有刻意去凸显踏雪无痕、飞檐走壁的高能(武术),而是在尝试讲述一个确切存在过的武林世界。

在那个里面,叶问也好、霍元甲也好、宫二先生也好,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人物,他们不再是令狐冲、杨过、张无忌,他们所组成的那个以练武、传武、演武为存在前提的社群,有自己的规则、伦理、信奉的法则和遭遇的困境。

电影在试图讲清楚这些东西,讲清楚这个武林社群曾经黄金岁月里的荣光与凋敝前的挣扎,仿佛对江湖所展开的一次大型田野调查。

另一个代表人物则是徐皓峰,他的电影作品,《倭寇的踪迹》《师父》《箭士柳白猿》,常常不讲武术而讲武行、不讲武侠而武道,根植于民间武林、根植于以河北为根基的华北武术体系,不断探究和还原“武林”的运作逻辑,师徒之间是怎么一回事、门派之间是怎么一种竞争和依存关系、一个招式在源流和演变中是怎样有章可稽……勾勒出了一个意境苍凉的扎实的时空,大大加重了功夫话语的真实感和现实主义特征。

也许很多人会觉得这些作品不再是功夫片、不再是“以前熟悉的”功夫片,但此即为求变、即为新的生长点。

从魔幻到历史,从神怪到人心,这与当初张彻胡金铨做的事情不是非常相似?

第二个变化,自然属于价值观范畴。

每个类型本就有兴盛期和衰变期,就拿美国特有的西部片来说,黄金时代里也是占据好莱坞半壁江山的份额,近年日薄西山,除了科恩兄弟、昆汀等少数导演,几乎没啥人拍了,但是,它可以改头换面、化身为某些隐性元素,继续给其它电影提供营养:

比如,西部片的精神在于,“现代文明到达了一个蛮荒之地、自以为是地觉得可以征服和改造它、却遭到了属于蛮荒本身的骄傲的抵抗”,那好,以这个标准来衡量,《阿凡达》是否也可以看成是西部片——“传承了西部片精神的科幻片”?

功夫片或许也可如此。

作为一种类型衰落了,但作为一种要素,依然春风化雨般渗透在一系列新作品里,持续地、不为人知地发挥作用。

有时候,这作用并非技术性的、有目的的,而更像一种创作者的下意识,一种原型和母题的反复降临。就像建国之后若干年里,大量红色经典,乍一看肯定没半分功夫片的影子,但谁又能说《铁道游击队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这样的作品,它们的结构方式和人物气质,没一点武林侠士、草莽传奇的影子?

同理,近年里叫好又叫座的、屡创票房奇迹的主旋律商业大制作,如《战狼》系列、《红海行动》等,主角无不以“一身的好武艺”为特征被人记住,以一敌百、身入虎穴、力挽狂澜、斩邪留正、嫉恶如仇等品质和行为,又何尝不处处闪现着功夫片时代最有神采的人物塑造经验?

不只是人设使用,更有不少以往独属于功夫片的场景设计、拍摄技巧、调度诀窍、剪辑节奏、表演方式,被用于看似与功夫片无关的此类作品当中。

张艺谋的新作《狙击手》里,战争被浓缩在两位枪神之间,以一场近乎“决战紫禁之巅”和“华山论剑”的比武形态展开,且这种比拼,早已跃出了纯粹的技艺高低,而贯通于精神气蕴、人格高度的碰撞当中,这已经等于是在整体上化用了武侠电影的最高叙述形态。更不用说对子弹破空而过时“以极致慢速表现极致快速”的处理细节,破屏而出的都是各种功夫片里的暗器处理。

由于这些功夫人格的拥有者,无一不是革命英雄和革命军人,由于这些功夫技能的施用场域,无一不是反抗侵略、保家卫国,于是,功夫片再次回归了它的本质——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。

等于说,在狭义的功夫世界因各种原因显得不那么必需之后,功夫片主动化整为零,进入更宏大更匹配时代主旨的音域,以类型的看似消失,换来了类型的另类永存,顺带手,还探讨了之前自身一直在试图解决的问题:功夫的最高意义,究竟在哪里。

保护和唤醒民众、民族力量的自证、内在的仁与悲悯、为天下苍生的奉献、对和平的守护,这些,才是中国功夫电影一直在努力奔向、也应该奔向的地方。

既然如此,我们又何必哀叹“功夫片”的没落呢?

来源|观察者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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