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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好故事稀缺的电影行业,为什么编剧一直在最底层

一财风尚 2022-06-24 18:32:25 娱乐 1 ℃

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,影片《永安镇故事集》收获了费穆荣誉·最佳导演以及青年评审·导演荣誉两个重要奖项。

影展启幕后不久,作为较早首映的影片,《永安镇故事集》的口碑很快传开了。电影票是影展期间的硬通货。原价80元一张的影票在黄牛手上飙涨至千元以上。平遥电影宫里,走在路上,几乎所有人都在讨论它。

这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。它讲述的是一支剧组进入拍摄地之后发生的故事,现实与创作的边界被打破了,从剧组与餐厅老板娘的交集开始,引出三段诙谐而又忧伤的故事,在影片中,他们调侃着电影行业的权力格局,反思创作者的自我迷恋与主题先行,又将电影人的自省引申到更广阔的情感层面,观照普世的个体存在。

有意思的是,在今年的平遥影展上密集地出现了与电影有关的电影。《永安镇故事集》《地球最后的导演》《小奏鸣曲》或多或少都和拍电影有关。世界范围内,创作者孜孜不倦地、从他们最熟悉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的源泉。在行业尚未彻底恢复元气的时刻,电影人抱着对电影自此淡出公众生活的忧思,返归片场,将情感投掷在创作中,带领观众重返最接近电影的时刻。

在《永安镇故事集》这个轻盈的、飞扬着才思与诗意的影片背后,是一支因爱电影而相遇的主创团队,在创作经历重大波折的时刻,出于对创作自由与才华的保护,以及信任,做出了危险但最终被证明正确的决定。

《永安镇故事集》遭遇了比戏剧更戏剧性的波折。2020年年末,整个剧组进入拍摄地郴州资兴筹备到第17天的时候,导演魏书钧和编剧康春雷之间对如何呈现这个故事产生了根本分歧,他们对剧本反复修改,却无法得到令彼此都满意的结果。他们最后决定将之前的剧本全部推翻,重写一个新的。为此付出的代价将是所有按照原剧本筹备的美术置景作废,演员解约、赔偿,重新选角。

影片出品方工厂大门影业创始人、制片人黄旭峰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,并同意修改剧本继续拍摄,这一决定首先基于对导演创作才华的认同。此外,在黄旭峰看来,魏书钧是一个非常知道事情后果的导演,这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:“他一定思前想后,觉得新的东西更在他的状态中,拍起来更得心应手。”他向第一财经坦言,这个决定里当然有赌博的成分。正如影片中,那些诙谐的、自嘲式的对白:“为了华语电影,勇敢一次。”

一次冒险的、有点“飞”的创作历程就这样开始了。杨子姗、黄米依、刘洋成为新的主演,黄旭峰在片中出演制片人,康春雷出演编剧,影片临时集结了现如今活跃着的七位中国青年导演:梁鸣、杨瑾、杨平道、宋川、翟义祥、耿军、吴中天,他们在短时间内被召集在一起,恰巧遇到了各自适合的角色,并给出了超出预期的表演。“所幸结果很好,谢谢电影之神。”黄旭峰说。

在对《永安镇故事集》编剧、演员康春雷的专访中,我们复盘了电影极限创作始末,也聊了聊关于电影之外的行业问题,关于资方、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之间的角力。在这个好故事稀缺的行业中,为什么编剧成了最底层的那一个,最后谈了谈他对电影以及创作的理解。

在影片中出演与自己同名的编剧,戏份挺重,这对康春雷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他反复提及,自己与角色在性格上有较大差异。但编剧身上那种颓唐中又带着理想主义的部分,和康春雷本人却有所重叠。在影片中,导演与编剧就“电影能否影响人的生活”展开辩论,编剧是那个选择相信的人,康春雷也是。

“我是真的相信电影能够影响人的生活。它的时间跨度可能很长,不是今天拍了一个片子,大家的生活就改变了,它也不是指导人的生活。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,它可能能让人的内心更柔软一点,能让这个变成石头的世界稍微化开一些,或者让一个人在某一刻的生活里见到另一个人的时候,他愿意去理解对方。”康春雷说。

《永安镇故事集》编剧、主演康春雷:我相信电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

被推翻的剧本

第一财经:你和魏书钧最初应该是基于共识达成的合作,为什么后来出现了剧本被推翻的事件。

康春雷:《永安镇故事集》剧本是我从2014年就开始在写的一个故事。2019年11月,当时我们的执行制片人介绍我和老魏认识,他当时看了非常喜欢。我记得他说剧本文学性很强,和他的之前的风格很不一样,所以他很想尝试。我们就去勘景了。回来之后半年多的时间,我们在一起修改剧本。

2020年的11月初,我跟他一起到拍摄地郴州资兴筹备,随着筹备的进行,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老魏是一个现场型的导演,他到那个小镇上,会考虑很多现实的因素,比如说小镇的人口密度是多少,就像电影里的台词,“把摄影机探到生活里去,记录人们生活的样子”。但是原版故事其实是更形式主义的,更抽离的,凭空架起了一个小镇,现实逻辑在里面,不在外面。

我尽量配合他修改,可是我们两个越努力,越觉得这个东西不对,变成了一个不是我的、也不是他的东西。变成了一个怪胎。有一天老魏就跟我说,他说他不能拍烂片,他不想拍烂片,意思是如果这个剧本没有办法的话就算了,就不拍了。

但是筹备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故事。我们入住的酒店后院的确有一个餐馆,那里的确有一个老板娘,她每天的穿戴与环境非常不相符,难以想象她怎么在这里工作,她平时很懒散,见到我们总是非常的积极,她给了我第一个故事的想法。我就抱着最后一丝幻想,说我们就玩一个飞一点的,推翻原来的故事。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老魏,当时他都快睡着了,然后突然跳起来了,说这个可以。但是显然太短了。他说没关系,我也有一个故事,这就是第二个女明星的故事。

第三个故事怎么办?我说就写我们两个平时争论的东西,用一种夸张的人物形象和把它放进去,相对比我们本身的关系更激烈一点。我们就一起写了第三个故事,结构就出来了,当天晚上我们写了大概五六百字的梗概,然后他拿着简单的梗概找到制片人,回来之后和我说制片方工厂大门影业同意了。

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支持,因为就像电影里,制片人说的“我都All in了,你居然要换牌。”当时演员合同也签了,也都在按照原来的剧本在筹备。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
第一财经:一般制片公司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难做这种决定。

康春雷:几乎不太可能。

第一财经:预感到写了六年的剧本被推翻,甚至再无拍摄的可能的时候,会觉得难受吗?

康春雷:说现实一点,就是感觉错失了一个机会,不知道还要沉寂多少年,是这种感觉的难受。在当时的情况下,拿出一个彼此都满意的剧本对我来说帮助会更大。我也参与过其他项目,会比较坚持的自己的想法,但是跟老魏合作之后,我很信任他。我知道这个故事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,但它不会是一个差的东西。他可能是另外一种好,我是接受的。

第一财经:整个主创团队在得知你们要换剧本的时候,大概是怎样的情绪和氛围?

康春雷:我们写了一版剧本,又修改了一遍给到了制片主任,所有主创来开会,他们什么都不知道,把剧本发给他们,就觉得很奇怪,怎么全换掉了,这是要拍新的片子?然后我们立刻围读了,读完之后大家就很兴奋。当然会有一些部门比如说美术,选角团队是比较困难,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去重新找演员,置景。有焦虑,但是大家还是很兴奋的。后面的创作也非常顺利。

编剧的处境与话语权

第一财经:真实生活中,你和影片中的编剧有相似之处吗?

康春雷:有相似的地方。我和一些编剧朋友聊,他们看了片子,会觉得现实生活中也遇到过类似事情。编剧的处境其实是大同小异的悲惨,就是不太有话语权。现实生活中,我也面临着影片编剧所面临的这些事情。但是人物性格上更多还是塑造的,它跟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,只是我理解它,就可以更好的进入它。老魏那边也是性格比较偏离,他也没有那么强势和霸道。主要是考虑观众要能够接受,这组人物关系要有趣,形象鲜明。其实导演和编剧的这组人物关系像一个很古老的银幕搭档,就是没头脑和不高兴。

第一财经:影片中可以看到,在资方、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、影评人等构成行业权力格局当中,编剧处于较低的一层。但在许多观众看来,华语电影在剧情方面一直有短板,在这种情况下,编剧仍然不受重视,在你看来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。

康春雷:我并不是一个完完全全支持剧作中心制的编剧。与作者电影、文艺片导演合作,编剧要更多考虑导演的个人风格,最终还是要导演去呈现和转译,你的剧本再好,未必是特别有效的。但在一些情节剧中、叙事性更强的电影里,是不是编剧的地位和话语权可以有相应的提高?我相信未来会出现更多短剧集。美剧都是编剧中心制,只要工业水平到了,编剧有换导演的权力。核心是叙事的电影,它的核心就应该是编剧。

前段时间,谢飞导演发了一篇文章谈电影要有文学性的问题。当然作为艺术电影,应该离戏剧和文学远一点,因为电影要发展它自身的叙事语言,但我想谢导说的文学性并不是文学小说,而是指电影创作者应该具备文学素养,他说的是一种素质,是你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察和认识。当这个东西在逐渐缺失的时候,编剧的位置当然就会相应的下降,它变得越来越不重要。

第一财经:为什么这种素质,比如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察,这些东西变得不重要了。

康春雷:当我们开始不把人当作“人”的时候,当我们越来越多强调某种团体的时候,这个团体可能是说,男性团体或者女性团体或者某种主义,我们越来越强调一些宏大概念,在这种概念里是没有人的,没有个性的,这种概念是一个符号。你并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生活的,而我们越来越沉浸在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里,只要找到我的阵营,就可以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。

我们越来越不愿意去理解跟你不一样的人是如何生活的,导致这个世界越来越固化,感觉被诅咒了,一切都变成石头的这种感觉。大家好像也不太愿意听到不一样的声音,或者说跟他观点不一致的东西,产生非常大的隔阂,我们越来越不了解对方。

第一财经:只能看到符号或者概念,对于创作而言可能也是挺致命的。

康春雷:把人当作符号之后,你不会真的在乎他。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简化过的人。他呈现到剧作里就是,有钱人是什么样子,穷人是什么样子,不同阶层的人是什么样子,男人是什么样子,女人是什么样子,小孩是什么样子,他们就都变得很固定而不生动了。

第一财经:影片里反复出现一句台词,“这是我们最接近电影的时刻”。对你来说,整个创作过程中,什么时候是“最接近电影的时刻”。

康春雷:那天首映的时候,我觉得是最接近电影的时刻,它交了观众手里。那一刻,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说它完成了,而是它还在发展。现实生活中,米依不用像小顾那样被困在一个地方,而是可以继续去完成做演员的梦想;杨子姗饰演的女演员陈晨没有办法回到原乡,和最初的恋人在一起,可现实中,她和爱人在一起生活很幸福;电影里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每天都很苦恼,好像永远都写不出这个剧本,可是现实中我们把它完成了,还带到了观众面前,观众又用他们的生活经验丰富和重构着故事故事,我会觉得那个时刻很重要。

第一财经:原来的剧本还有可能和其他导演合作吗?有新的项目计划吗。

康春雷:我觉得要看缘分。当然希望有机会了,我也有考虑是不是把它写成小说。后面和魏书钧还有项目合作,我们正在筹备剧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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